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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
2014-12-21 [ ] 作者:北岛 等 来源: 凤凰网读书

 

197411月下旬某个清晨,我写完中篇小说《波动》最后一句,长舒了口气。隔壁师傅们正漱口撒尿打招呼,叮当敲着饭盆去食堂。我拉开暗室窗帘,一缕稀薄的阳光漏进来,落在桌面,又折射到天花板上。

一个多月前,工地宣传组孟干事找我,要我脱产为工地搞摄影宣传展,我不动声色,心中暗自尖叫:天助我也。我正为构思中的中篇小说发愁。首先是几十号人睡通铺,等大家入睡才开始读书写作,打开自制台灯——泡沫砖灯座,草帽灯罩,再蒙上工作服。再有,为了多挣几块钱,师傅们特别喜欢加班,半夜回宿舍累得贼死,把读书写作的精力都耗尽了。

说来这还是我那“爱好者”牌捷克相机带来的好运:给师傅们拍全家福标准像遗照,外加免费洗照片,名声在外。我一边跟孟干事讨价还价,一边盘算小说布局:首先嘛,要专门建一间暗室,用黑红双层布料做窗帘,从门内安插销——道理很简单,胶片相纸极度敏感,有人误入,革命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干事连连点头称是。

暗室建成了,与一排集体宿舍的木板房毗邻,两米见方,一床一桌一椅,但独门独户。搬进去,拉上窗帘,倒插门,环顾左右。我掐掐大腿,这一切是真的:我成了世界上最小王国的国王。

由于整天拉着窗帘,无昼夜之分,除了外出拍照,我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在稿纸周围,是我设计并请师傅制作的放大机,以及盛各种药液的盆盆罐罐,我从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冲洗小说,像炼金术士。工地头头脑脑视察,必恭候之,待收拾停当开门,他们对现代技术啧啧称奇。我再拍标准照“贿赂”他们,用布纹纸修版外加虚光轮廓,个个光鲜得像苹果鸭梨,乐不可支。

原十三中的架子工王新华,那几天在附近干活,常来串门。他知道我正写小说,我索性把部分章节给他看。他不仅跟上我写作的速度,还出谋划策,甚至干预原创。他认为女主人公肖凌的名字不好,有销蚀灵魂的意思,必须更换。

这暗室好像是专为《波动》设计的,有着舞台布景的封闭结构、多声部的独白形式和晦暗的叙述语调。在晨光中完成初稿的那一刻,我疲惫不堪,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

把手稿装订成册,首先想到的是赵一凡。自1971年相识起,我们成了至交。他是北京地下文化圈的中心人物,自幼伤残瘫痪,而那大脑袋装满奇思异想。他和家人同住大杂院,在后院角落,他另有一间自己的小屋。

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我点点头。他用两只大手翻着稿纸,翻到最后一页,抬起头,满意地抿嘴笑了。

你把手稿就放在我这儿。见我面有难色,他接着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

想想也是,我把手稿留下。可回到家怎么都不踏实,特别是他那过于自信的口气,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非要取走手稿。一凡眯着眼直视我,大脑门上沁出汗珠,摊开双手,无奈地叹了口气。

19752月初,刚下过一场雪,道路泥泞。我骑车沿朝内大街往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到前拐棒胡同11号下车。前院坑洼处,自行车挡泥板照例哐啷一响。穿过一条长夹道,来到僻静后院,蓦然抬头,门上交叉贴着封条,上有北京公安局红色公章。突然间冒出四五个居委会老头老太太,围住我,如章鱼般抓住自行车。他们盘问我的姓名和单位,和赵一凡的关系。我信口胡编,趁他们稍一松懈,突破重围,翻身跳上自行车跑了。

回家惊魂未定。人遇危难,总是先抱侥幸心理,但一想到多年通信和他收藏的手稿,心里反倒踏实了。让我犯怵的倒是躲在角落的苏制翻拍机必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技术),如果《波动》手稿被他翻拍,落在警察手里,就算不致死罪,至少也得关上十年八年。我仔细计算翻拍所需的时间:手稿在他家放了两夜,按其过人精力及操作技术,应绰绰有余。但心存侥幸的是,既然手稿归他保管,又何必着急呢?

出事第二天,工地宣传组解除我“首席摄影师”职位,逐出暗室,回原班组监督劳动。摄影宣传展无疾而终。孟干事宣布决定时,低头看自己的指甲,一丝冷笑,似乎总算解开暗室之谜。

我灰头土脸,卷铺盖搬回铁工班宿舍。陈泉问我出什么事了。他是来自农村的钣金工,是我的铁哥儿们。可很难说清来龙去脉。陈泉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好这个——读呀写呀,可这都啥年头啦?别往枪口上撞。我嫌烦,往外挥挥手,他哼着黄色小调走出门。

我每天继续打铁。在铁砧上,阎师傅的小锤叮当指引,而我的14磅大锤忽快忽慢,落点不准。他心里准在纳闷,但不闻不问。保卫组的人整天在铁工班转悠,跟师傅搭话拉家常,偏不理我。

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什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艳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了“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什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197618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3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帖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44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14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9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已。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45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民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什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19768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1976727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9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342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727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197699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18日周恩来去世,38日吉林陨石雨,45日天安门的事件,76日朱德去世,728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4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什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918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心思。下午3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3分钟……”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19781220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1220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折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19784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5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1017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11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四五事件”平反。12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12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19789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1220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面。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12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10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面,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什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200810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 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07)

 

责编:李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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