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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淇
2014-05-06 [ ] 作者:[美] 彼得·海斯勒 来源: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 ——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

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

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美)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月出版]

 

 

责编:李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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