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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的陌生人(节选)
2015-02-28 [ ] 作者:【美】魏斐德 来源: 凤凰读书网

                                                         

     我们中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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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3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到了汉朝,中央政权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统治,并把广州作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又不在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和习俗。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渐渐地出现。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日渐重要。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但不幸的是,灾难接连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当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总共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城几乎被毁灭。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不太可能会被重建的。但8世纪时,这座城市就以拥有达二十多万人口而自豪,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运来这里以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和瓷器。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在广州漫长的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获取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社会的因素。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关系。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政府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成员来说,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来说,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来说,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用在西方人身上,挑战者则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入中国。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国家与公行两种成分,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8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很多贸易转移到了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这些公司也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等问题。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所有贸易都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到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在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其他成功的商人还有很多,比如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经营着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并出借银钱。还有四千余名福、潮沙船商人,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这里的商业贸易。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现实存在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甚至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带。在欧洲,进行着广州城内这种贸易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士绅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士绅。


  奇怪的是,这种商人对士绅生活的追求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请一定注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英国人就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认为,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重要的。这样,双方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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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来说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就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固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利益。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但即使他们进攻广州,也不想伤害民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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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不幸的是,这些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已经预料到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但未料到地方士绅们也被激怒了。他们认为,蛮夷已经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士绅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做法,而士绅们实际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与城市居民对话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不论这事的真伪,林则徐本人已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诈的机会。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其中一家实际上就上交了1000万两。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献。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能是今后上交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层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为外国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官员们和正直的士绅对中英亲善表示出了厌恶和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但在1841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们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而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朝廷需要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士绅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滥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英国人不顾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招致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 ]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后来逃往新加坡。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在路上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1839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作奸商。事实上,他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非常讨厌广州的商人。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伍崇曜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林则徐便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崇曜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则徐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用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就下令将伍崇曜监禁。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量钱财,才得以获释。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责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则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官府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把敌人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士绅们来说,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家学者来说,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这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就是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所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士绅的这种纯正和忠义行为将会得到农民的广泛参与。


                              阶级与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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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中设升平公所以安良善,建义勇祠以励民气,皆本真之谋也。


  19世纪的广东社会,是各种互相关联的组织的复杂混合体,这些组织包括团练、公行、秘密社会、士绅委员会、海盗帮、公所。更重要的是靠血缘团结在一起的组织,表现为宗族集团,它使得华南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有所区别。这并非因为别处不存在宗族组织,而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允许族外通婚的宗族组织,在广东是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群众组织形式。首先,它们是省里最大的地主。它们的族地(祭田或长田)提供的收入,由族中长者掌管,用于资助生童学习、补贴有功名者、支付考试费用、救济贫苦或有病的人等。有时,族田的收入干脆分给族内各家。与此相应的,这些家庭在族中买入更多土地时也要分担支出。族田的收入是惊人的。在一个有5000户居民的广州三角洲镇上,有130个祠堂,年收入租金达90万元。


  这样的富裕而有影响的家族,就是广东省一个个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从有声望的士绅领袖的荣光中受惠的族人,或者在地方争斗中因其是宗族成员而占据有利地位的族人,当然不愿离开他们的保护伞。土地象征着这个统一体,象征着这个集体力量和声望的源泉。但是,与此同时,宗族并不代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静止的关系。用于津贴的租谷经常是从较穷苦的族人和本族的佃户那里征收来的。这些农民可能而且确实对族长们强收高额地租或高利贷怀着强烈的不满。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宗族的族规禁止向族人收取祭田田租。但是,在那些宗族与村庄合二而一的地方,这种族规就难以实行。于是,经常有各种势力相互推拉,有时分裂、有时团结着宗族。这些力量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最明显的是,一边表现为阶级关系,另一边表现为亲属关系,二者共存于宗族之内。地主与佃农各自与别的宗族内的伙伴们有着即使不是现实的,也是潜在的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与此同时,这种横向的联合又由于纵向的亲属关系而有所减弱。这样,由于缓和了阶级冲突,宗族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不幸的是,宗族斗争既是使血缘组织团结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同时它又分裂了广东的乡村。


  1766年时,乾隆皇帝对当时广东发生的大量宗族斗争十分关心。


  粤东随祠堂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建祠置产以供祭祀瞻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赀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牟利顶凶,染成恶习,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


  皇帝命令对此进行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祭田,族内各家轮流收取每年的地租,同时由这一家支付相关的土地税并把剩余部分放债取息。富者日富,很快农村就分为极富的族与极穷的族。前者无疑会压迫后者。但是,如果两个势力、财力相当的宗族由于土地、水权等问题发生争执,就只有兵戎相见,一决胜负。于是,他们就会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会有奖赏,死者会有奉入祠堂的荣誉,残废者则给予终身的津贴。如果因杀死敌方一人而受到官府的注意的话,那么,族内另外一个由于其他罪名而被追捕的人将自愿作为顶凶。他的自首应付了官府,而他的家属则可以从宗族的基金中得到一份固定的收入。


  江西的宗族斗争则与此截然相反,士绅们从不卷入。农民自己秘密决定开仗日期,在自己人中间选举领袖。只是在战斗之后,他们才向族内名人寻求法律保护。当然,族内的富户不赞成这些,而且常常试图由他们自己来审判挑事的人。但是,当长老们在祠堂里会集时,却往往发现面对他们的族人是一群暴民。这些暴民是不可能听从这样的族内审判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血亲的冲突就分裂了宗族。


  在广东,宗族斗争却是由族长们公开决定和组织的。因为对于族长们来说,这是扩大他们的势力以及加强对祠田的宗族控制的重要方法。反过来,祠田又为斗争提供了费用。归根结底,宗族斗争所谋求的价值和所允诺的奖赏,加强着宗族的团结和较富裕阶层的控制力。


  19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病。省里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其特点就是设防的村庄、高高的围墙、土坝、碉堡和半职业的战士。例如,黄埔周围的两个族,在1835年和1836年一直互相仇视,用血写复仇檄文,毁坏对方的坟墓,并且雇用敢死队或者顶凶者。大多数这样的争斗都起因于水利或土地。各族宁愿兵戎相见,而不愿到地方官的大堂上去申诉。因为在那里,他们会遭到勒索,或被迫接受不可捉摸的审理。交战双方在事先很了解他的宗族在军事上会有什么损失,这是一场经过计算的冒险。不幸的是,当暴乱的地区趋于扩大,雇佣兵出现了。有的宗族联合其他无亲属关系但同姓的族来扩大他们的同盟网。甚至团练也成了宗族扩张的工具。为了共同防卫之目的,同族人集中起来结成保甲,而保甲则招募地方团练,巡逻放哨。所有这些事务,都是在祠堂里分派的,所以祠堂必须变成军事指挥部和团练集合的地方。广东的宗族与团练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已合为一体,一个只有单一宗族的村的团练,恰恰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伤者或死者被赏以祠田,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得到被列入宗祠的荣耀。


  祖先堂这个词,在广东就是指祠堂。由于十分强调风水,祠堂最好能盖在吉利的地段。所以,风水好的地方很难得到,只有富裕的宗族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圣地。祠同血缘分裂和宗族形成的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代子孙在室内神龛里保存的祖先牌位,四代以上的就得移走,比大家庭更远的宗支就无法在里面找到他们共同的祖先。但他们可以立另一种牌位,把它放置于祠堂之中,而不是放在家里。这种方式会导致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集团的形成,也就是比大家庭更高一级的核心血族。围绕一个祠堂所形成的血族以及其他核心血族的并入,需要更多的经济来源。于是,宗族就出现了,并且迅速而系统地发展起来。这样,在只有一个姓或两个姓的乡村地区,可能会有一个超过1000人的族,但却有20个或更多的祠堂,其中一个主要的宗族祠堂就被称为大宗祠。


  宗祠与宗族土地一样,既团结总族又分裂宗族。因为,当有钱的家庭建立起自己的祠堂并维持着大家庭时,贫穷的同血族家庭还没有祠堂,依然是分散的、独立的。简言之,祠堂联合了扩展中的、活跃的血族,使之与那些较弱小的家庭分开。


  放在祠堂中的祖宗牌位没有放在家里神龛中的真正的祖先牌位那样有一种内在的神圣性,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种社会价值,而不是个人的宗教感情。这些牌位确实能给奉祀它们的人和前去膜拜的子孙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于地方团练的成员来说,能够列入这样的祖先堂无疑是巨大的刺激。事实上,在广州府的各地方志中,关于团练活动最详细的记载并不见于列传,而见于有关礼典、礼仪的这一类。官方对于这类团练的赞许,在为祠堂做的褒奖牌碑中也能发现。团练有可能吸引或煽动破坏秩序的造反势力或异端势力,但他们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保守的、家族主义的、正统的。


  在士绅鼓励下的超越村庄和宗族的乡勇联盟中,血缘组织又怎么样呢?即使在这里,血缘组织仍旧非常重要。东平公社的24名领袖中有大约60%的人是同姓。这当然并不直接表明亲属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广东省乡勇联盟之所以会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们聚集在早已存在的宗族的旗帜之下。特殊的团练组织是否曾以多族联盟这种早期形式存在过呢?那是可能的。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团练联盟,比如升平社学,是超越了宗族联盟的。士绅们使许多纵向的血族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宗族内的士绅与佃户,同另一族的士绅与佃户之间的潜在的横向纽带,突然间联系起来或者是加强了。某一村的某一农民会发现,他与另一个镇上的穷苦农民有着共同的经济或社会利益。如果没有团练运动,各个村子间互相的仇恨会妨碍人们觉察到这一点,而这更有利于领袖们控制一个宗族。


  这种横向的移动和联合,不可避免地使阶级和宗族的平衡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外部的敌人威胁广州的时候,血缘关系维持着团结。可是,当这种威胁在1849年后明显消失时,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团练运动也增强了士绅们在每一个血缘体中的统治。族人中的礼仪领导权已经不是必定掌握在本地著名人物的手中。族长可能是一个相当没有势力的人,仅因为他辈分高而被选中。[ ]但是由于团练活动,选择一个政治上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士绅掌管祠堂和公所就变得必要了。在地方官与地方名人之间,控制的平衡被打破了,这种变化也终于影响到了宗族。随着士绅承担的经济、政治、军事工作的增加,血缘体的领袖们也开始参加公所或社学这样紧密的政治和礼仪组织。这个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进程,在20世纪以礼仪与政治势力的几乎完全重叠为标志而达到顶点。1930年时,(广东)现时的乡村自治政府体系中,区的领导人、村长以及他们的下属,大部分是由有力宗族的有力人士推荐的


  所有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这种在中国社会中常常出现的阶级利益分化,在团练运动中也明确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不像今屈诚二等史学家曾论证的那样,并不是阶级分化引发了团练运动。他们说,士绅们发起团练运动就是为了使怀有敌意的佃户在经济上继续处于受统治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士绅团练被明确地看作是镇压造反农民的反革命力量。然而,团练在最初是团结了地主与农民的。在部分由于鸦片战争引起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排外主义与宗族使广州的乡村联合起来。但上述势力最终使社会呈现两极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团结一致的手段,而成为由有钱的名绅掌握的进行社会控制的机构。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南欧,尤其是西西里地区也发生过同样的分化。


  近代经济的到来(不论其是否与外国征服相结合),都可能,而且肯定会使亲族中一些家庭富裕起来,而另一些家庭则陷于贫穷,从而瓦解亲族社会的平衡,或者破坏亲族关系本身。传统的血族复仇制度可能而且确实会失去控制,并产生罕有的仇杀和残酷的恶棍;阶级斗争的因素也就开始进入其间。


  产生黑手党的原因,也创造了三合会。


                                   广东与太平天国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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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便从广州向西移往山区。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了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也加入了这些苦力们的组织。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包括活动于平南附近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梧州的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和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他们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天国叛乱的发生。当太平天国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性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压力,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则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团和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抢米骚乱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使广西的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也使团练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秘密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社会很快分化为两部分:一方是本地的地主团练,一方是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于是,秘密的、破坏体制的社团弟兄就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只有当他的幻想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的时候,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为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组合。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深受震动和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晰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予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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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他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士绅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转向秘密社会,去亲近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或者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去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秀全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他把中国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秀全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独创的乌托邦理论。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如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岔入鬼路。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东西。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来说,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自然的,而且必须从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可能会是不适当的。这样,历史主义就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夫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弟子。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这种思想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并无重要的地位。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作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


  洪秀全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来说是平静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来说是必须的。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保守的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本来的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和使太平天国得到扩张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广西和长江流域。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团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着那里的美好生活。

(《大门口的陌生人》,[美] 魏斐德著,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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